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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手机网站】美国教授:民国时上海租界知

2019-09-23 11:19

妓女和妓院象征着城市的奢靡繁华。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繁荣的工商业与富庶的市井生活催生了娼妓业,且兴盛不衰。无法通过科考步入仕途的失意文人入城谋生,在声色犬马的城市生活中运用自身的文化资本,在与妓女的交际中不但造就了“名妓”,更开创出雅致的“情色文化”,塑造出一个婚姻生活之外的“情感世界”。鸦片战争以来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传统文人士大夫群体内部的“雅文化”在开埠口岸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十年后,文人士大夫在彷徨和矛盾的心态下蜕变为城市知识群体,而昔日以娇弱之态出现的名妓则华丽转为“城市明星”。民国以降,传统青楼文化全面解体,终至成为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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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颠覆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叶凯蒂的《上海·爱》一书勾勒出这一剧变的具体过程,并分析其中原因。叶凯蒂注意到,“中国的城市史研究中,娱乐业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而在她看来,“上海城市形象的关键正是娱乐业,是它让各路金融巨子、往来客商慕名而来”。上海的娱乐文化与名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晚清一大批倡优小说将上海和妓女联系在一起。上海妓女小说的诞生,可以说是城市小说的开始,围绕着城市娱乐生活或经济人文生活,出现了一批专门与城市有关的小说,这些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现代大都市中的城市人物,即上海妓女,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的第一批现代都市人物形象。在研究路径上,作者在观点与思路上受到贺萧与安克强关于上海娼妓研究的影响,与此同时,作者也强调了该项研究与已有研究相区别之处。贺萧“主要是从权力与控制的视角”考察娼妓作为性工作者受到社会压迫的问题,而叶的思路则直接受到王德威关于晚清小说孕育出独特的现代性这一结论的影响。该书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历来各种文本在表现19世纪晚期的上海时,上海名妓的形象无所不在?这一联系是如何表现和反映她们所能产生的特殊影响的?

为什么把名妓放在知识分子之前?知识分子到了上海洋场基本上是拿薪水的雇员,和原来作为江南才子时的经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而名妓到上海后的地位和原来在江南中小城镇的时候也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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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把名妓放在知识分子之前?知识分子到了上海洋场基本上是拿薪水的雇员,和原来作为江南才子时的经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而名妓到上海后的地位和原来在江南中小城镇的时候也完全不同。

叶凯蒂著《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1850-19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月

叶凯蒂 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研究员,近年着重于近现代中国文学、戏曲与娱乐文化等研究。近年出版的著作有《表演“国家”:性别政治在中国和日本文学、舞台艺术以及绘画艺术中的体现》,《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2006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右图为该书书封);近著《中国政治小说的崛起: 一个世界文学风尚的洄游》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整理书稿《京剧旦角民国初年的崛起与近代政治社会变迁》。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运用阐释学的文化史研究法,不拘泥于史实本身,而是通过对王韬、邹弢、李伯元、陆士谔等晚清文人发表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发掘文献展示的意义世界。在研究资料上,作者综合运用了大量明信片、地图、人口统计资料、绣像小说、广告、报刊、回忆录等文献。全书不以时间为序,而是按照几个相互平行的线索构建框架。全书七个章节大致分为三个主题:第一,考察上海名妓的生活世界及其对城市文化的影响;第二,考察上海文人与名妓之间的关系;第三,考察现代出版业对名妓与娱乐文化的形塑功能。下面,笔者拟按照上述三个主题对该书展开述评。

“她们的服饰、妆容、器具无不时髦豪奢、标新立异,有的着男装,有的甚至穿得像朝廷大员一样。租界是她们得天独厚的舞台。她们将自己视为都市职业人,成功地将生意由‘室内’拓展到公共领域,坐马车,吃大菜,上剧院,逛公园,去赛马场,到茶馆、书场公开演出,唱猫儿戏,是上海公众面前最绚丽的风景,像今天的电影明星一样享受着仰慕者的目光。”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叶凯蒂笔下的晚清上海名妓俨然摩登新女性,作为时尚风向标和公众人物在以往专属于男性的公共空间出入招摇,引领一时潮流。

无论是《游戏报》《图画日报》《点石斋画报》等小报还是《海上繁花梦》等小说中,都有大量关于妓女与城市空间的描写。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上海名妓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她们的身份、性格和生活方式成为公众舆论的热点话题。近代上海女性的身体移动空间范围和移动方式决定了女性摆脱传统封建文化约束的自由度。有别于传统名妓多出现在乡间书房或是恩客私宅等私密空间里,晚清上海名妓频繁出入的是城市的公共空间,并通过将西方物质文明纳入生活世界而成为时尚的引领者与传播者。老城厢和租界店铺售卖的西式藤艺沙发、香水、羽毛扇和珠花头饰进入了她们的闺房。她们住在福州路附近的娱乐区。如果说传统家具传递的是距离、秩序和一种广义的宗族结构,那么新家具则以摩登和舒适诉说着一种亲密。坐马车、吃大菜、上剧院,是她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她们出没于南京路上的各色商店,在赛马场和戏园争抢风头、标新立异。时人慨叹,“上海地方妇女之蹀躞街头者不知凡几,途间或遇相识之人,欢然道故,寒暄笑语,视为固然。此风日甚一日,莫能禁止”。

近些年,海内外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关于上海妓女问题的著作,比较引人关注的有法国学者安克强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和美国学者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等。与以往受欺压、被凌辱的妓女形象不同,在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中,上海名妓们成为创造新式都会生活引入现代气息的时尚领袖,是最早风靡全国的明星,“可以说,她们在塑造都市女性行为举止的风格,指出通往新的现代心态的道路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她们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名人,是它的明星和文化偶像。简单地说,她们就是一些新型都市女性的样板。”

尽管名妓颠覆传统等级秩序与超越社会界限的行为常常招致时人的讥讽,但她们身处社会边缘,没有束缚,我行我素,体验着越界的快感,只在对自己“生意”有利时才坚持传统。她们打破了老城厢妓院里的传统规矩,用新式社交礼仪和一系列经过利益权衡后选择的交易行为,塑造着租界妓院的新规则。一流名妓苦心经营自己的仪式资本,以便与客人的经济资本相抗衡。新式娱乐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这种建构出来的平等性。名妓作为主体,希望人们把她们的“服务”看成职业的“娱乐接待”。

叶凯蒂做妓女研究,源于她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孽海花与晚清中国政治小说》。“因为《孽海花》,我要深入了解赛金花,于是搜集了很多关于江南妓女的材料,论文写完后便开始转向做妓女研究。”她着重考察的是19世纪晚期上海租界内的娱乐文化及其背后的人物无意间在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租界提供了市民文化、制度和法律环境,以及发展新的城市娱乐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上海名妓则是一支最大胆的力量,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红楼梦》不仅对清末小说的创作有重大影响,与沪上青楼亦有密切联系。沪上青楼妓女阅读并演绎《红楼梦》,将红楼人名冠于己身。在沪上盛行的花榜中或以红楼众美比附青楼女子,或援引红楼“薄命司”册簿之例,品评风月。“大观园”象征的诗情画意与众生平等成为沪上文人与名妓共享的文化遗产。名妓选择扮演小说中的角色,既把自己置身于熟悉的高雅文化之中,又获得几分叛逆和新潮的自由。她们精心设计居住的房间,用各种奇珍异宝的装饰品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吴侬软语”是她们的职业语言。她们在需要以相当文学知识与诗歌技巧为基础的高雅游戏中打发时间,展示她们的机敏和文采。客人则统统扮演贾宝玉。在模仿贾宝玉与他的女性亲友们游戏的过程中营造着妓女与嫖客之间的“情感生意”。拥有西式建筑、宽阔街道与琳琅店铺的上海物质世界,成为她们的游戏空间。在各种小报的渲染下,上海正逐渐变成一个每天上演情爱剧的世界游戏场。

“按照通常的理解,她们对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重要的社会变迁可能发生在最想不到的层面,由最不可能的人物来引领。”叶凯蒂说,晚清名妓积极利用租界这一新环境,树立了第一代“现代职业妇女”的形象,率先摆出了都会女性的姿态。她们的这些行为,从很多方面影响了后来民国时期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当时正在形成的主要供职于新闻出版业和教育业的城市知识分子,在推动明星文化和娱乐刊物的过程中不经意间与名妓成了同盟,一起打造了新型娱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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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这门新兴技术也和娱乐小报一起促进了名妓形象的传播,它们和名妓们一起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摩登的名人、明星。1900年名妓肯定是全国拍照最多的群体,明星崇拜大概就始于搜集名妓照片的风潮。当然,无论是名妓还是写名妓的记者,都不是有意识地在推进现代化。”叶凯蒂认为,和只是出卖肉体的普通妓女不同,名妓提供的主要是文化娱乐。在她看来,并非女学生才是现代自由恋爱的创始人,现代自由恋爱的时间和空间的开拓,可以追溯到名妓和名优的关系。

水印木刻版画《照相馆名花留影》,勾画了名妓照相的场景。

“名妓在职业形象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将职业生活与私生活区隔开来,这也是现代的职业化过程。”日前,叶凯蒂在复旦大学讲学期间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文人与妓女之间相知相惜的现象经久不衰。远离家乡赶考的贫寒士子客居都城或省城,他们大量空闲时间与家财都耗费在城市的青楼之中。与妓女的往来成为他们日后追忆歌咏的主题之一。明代科考频繁,地方上累积的生员群体日益庞大,导致大量生员无法通过科考之路步入仕途,不得不在富庶繁华的城市另谋生计。他们深感怀才不遇,流连妓院,将内心的愤懑、怅然之绪全然投入妓院之中,以寄情声色消解仕途之失意。“情感世界”成为“科考生涯”之外的精神寄托。文人与妓女共同谱写着一曲“共情”的乐章。

尽管晚清上海的文人同样止步于科考之路,但他们在城市的人生轨迹与前辈文人截然不同。开埠以来,他们为上海层出不穷的机会与勃勃生机所吸引,在报社、出版社、译书馆等租界新媒体和各种机构中上班,领取薪水。西方的时间观念改变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他们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他们不再担当社区的道德领袖,而只是“魔都”上海的匆匆过客。客居的身份增加了他们对上海的疏离感,也消弭了他们不再扮演道德领袖角色的焦虑。他们已经脱离了传统文人的身份,现在关心的是如何在从事新式职业的同时保有一些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

永利手机网站,当他们在工作之余出入妓院、结交妓女时,发现世事亟变,这个群体已面目全非。上海的名妓不仅“生意兴隆”,还逐渐变成了职业艺人和女商人。她们不再符合从前的文化形象,在她们的世界里也不再有晚明的怀旧之情。她们熟练地周旋于商贾、名流等众多恩客之间,而非拜倒在文人的诗词之下。她们的转变令晚清沪上文人无所适从。在名妓面前丧失传统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令文人心神不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矛盾的加剧,女性逐渐成为传统男性焦虑与恐惧的主要对象。

然而,晚清沪上文人在觉察到名妓变化之快的同时,也发现这个群体所蕴含的市场价值。她们成为城市瞩目的焦点,代表着城市公共形象。初到上海的外地人急于了解这个城市的新与奇;另一些读者希望猎奇,却又不想冒风险。为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一些文人撰写《花界指南》《竹枝词》与各种冶游小说,报道她们的生活世界乃至花边新闻,给从事娱乐出版业的文人带来收入。他们用形象营销的方式与所爱慕、保护的名妓联系在一起。他们与名妓的关系逐渐从互相怜惜的“共情”发展为互惠互利的“共谋”。他们报道、书写名妓的过程也是他们寻求自身定位的过程。从王韬的《淞隐漫录》和余怀的《板桥杂记》等小说中可以看出,19世纪50—80年代,租界在文化生产等方面引领全国,给文人以自信,并提供了令人尊敬的社会身份。他们不再与其他士绅阶层比较,而开始把自己看作新兴的城市知识阶层。他们把这种心态的变化写入自己的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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