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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伟、胡文怡: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永利

2019-05-04 08:07

 董作宾自幼聪明又踏实,在殷墟发掘中,无论出力气的粗活,还是费心思的细活,他都拿得起、放得下。

孙庆伟:选择殷墟考古有它内在的学术逻辑。首先是傅斯年、顾颉刚那一代学者,对王国维崇拜,王国维是他们的偶像。他们虽然觉得王国维在政治上守旧,但对他的学问是没有异议的,所以愿意追随王国维通过甲骨研究商代的脚步。

 从1928年到1937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梁思永分别主持了15次发掘,发掘内容从单纯的挖甲骨,发展到对其他器物及殷商都城遗址的科学发掘,收获十分丰富,基本上弄清楚了殷墟的建筑布局和城市结构,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民国十八年春,殷墟第二次发掘,漳河铁桥炸毁后,李济与董作宾坐台车上

 梁思永是梁启超次子、梁思成之弟,毕业于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是史语所第一位受过西方考古专业培训的大将。在殷墟西北冈发掘中,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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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第一次发掘意义非凡,但当时却并非易事,种种障碍横亘在董作宾面前。

胡文怡:首先,梁思永在解放前后一直在指导夏鼐。因为梁思永一直在,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在解放前后才得以连贯。另外就是夏鼐超级聪明,学得超级快,而且用心、努力。他去殷墟一趟学会的东西,可能比其他人十年学到的都多。例如他第一次提取非常复杂的、未经扰动的“满坑”车马器,完全没有经验,发掘现场的其他人也不怎么会,但他经过之前的发掘训练,并加以思考后,自学成才,提取得非常棒。石璋如回忆他绘制车坑平剖面草图时说,虽然夏鼐是首度参与,但是很会画图,由于车零件叠压得厉害,一天只能作一部分,“他就把各天进度以分层、分色的方式标示以资区别”。就这样,他很快就成了当时工地上最会提取车马器的人。

 董作宾的一大贡献,是在安阳殷墟挖下了科学考古的第一铲土。这第一铲土,意义非凡。傅斯年“动手动脚找东西”,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最初搜索的目标范围很广泛。董作宾在殷墟的调查和第一次发掘,让傅斯年和他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把目光和能量聚焦在了殷墟。殷墟考古成为史语所创立后首要的大事,也正是殷墟这片热土,让史语所声名鼎沸、成就辉煌,傅斯年被誉为“学界第一牛人”,除了他的能力和性格,更有殷墟发掘成就为他奠定了底气。

最后我想要强调的是,殷墟是中国国家集众式考古的诞生地,几乎可以说,没有殷墟考古,就没有中国考古。

 村长办事很上心,当天就招齐了所需的15名工人。

孙庆伟:传承是必然的,不管过了多少年,史语所发掘的成果,依然是现在殷墟考古最核心的内容,比如西北岗王陵、小屯宫殿区、甲骨等。史语所的工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而且李济写《安阳》那本书的时候,已经把殷墟置于整个殷商历史的大框架下了,我们现在也依然是在做殷商历史,虽然材料更丰富,技术有更新,但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似乎都还没有走出李济的时代,我们的目标还延续着李济当年的目标。

 殷墟第一次发掘后,傅斯年看到大有可为,即广揽英才,扩大考古组规模,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等先后进入该组。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YH127甲骨坑全貌

 “会办事”大小事均妥帖

民国二十年四月八日,殷墟第四次发掘,E10区大骨堆,王湘清理鲸鱼肩胛骨情形,同出有带刻辞鹿骨头(R041038) (编按:E10为E5之扩方,位于甲八基址西南,出土堆积为灰坑4-H10之一部)

                                                                          2012年06月19日 17:19 来源:大河报

胡文怡:而且傅斯年在1928年左右就提出来了,要打倒“偶像”、反对“国故”这个观念,重建中国古史。

 各种公函到达河南,在省政府的行政会议上,董作宾早已“埋伏”好的张钫、查良钊“一唱一和”,据理力争,使“殷墟发掘之案”顺利通过。

殷墟第十五次发掘 ,拍摄殷墓YM331

 他最初设想挖正方形,四丈见方,这样面积大,深处光线充足,可以随时摄影。但请教村民,得知人家都挖长方形,长七八尺,宽两三尺。这样的尺度,铁锨、抓钩用起来方便;可以架辘轳,坑深时起土省力;挖出来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时方便省力。于是决定放弃最初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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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大量甲骨和殷代遗迹、遗物的发现,以确凿的实物资料揭开了商代神秘的面纱,田野工作的实践锻炼和造就了一批考古工作者,他们摸索出的田野发掘方法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

袁家花园养寿堂西南之亭,亭中坐案上者李济 (《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编辑注记:袁家花园即袁林,亦称袁公林,为袁世凯陵墓,1918年修建完成,位今安阳洹河北岸之太平庄,史语所安阳发掘团民国十八年春入住使用,二十二年春发掘暂停,养寿堂为军队所占,发掘团因于二十二年秋迁往冠带巷)

  记者姚伟通讯员饶海虹文图

孙庆伟:为了维持殷墟考古,傅斯年已经竭尽全力,如果没有傅斯年的影响力,殷墟考古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换李济做这些事,情况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傅斯年一直没有放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抗战时期史语所还在西南、西北做调查。所以我觉得中国考古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傅斯年,他是搭台子的人,没有史语所这个平台,李济们如何唱戏?他对史语所同事说:你们就安心做学问,乱七八糟的杂事我来做。他能构想又能实践,还没有私心,完全是出于学术、民族大义,这样的人实在太难得了,做任何事都会是第一流的,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应该要有客观评价。

 1928年10月13日,董作宾在殷墟挖了第一铲土,自此到抗战爆发,史语所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

挖啥呢:说到社会环境,这也一直影响着殷墟考古,比如土匪与盗墓贼的破坏与古董商在背后的收购,1937年的战争甚至让发掘中止,以及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反对史语所将考古成果运回北京的争端,这中间有偶然也有必然,你们怎么看?

 安顿就绪,董作宾、张锡晋、郭宝钧前往安阳县政府请求帮助。县长极表支持,对董作宾的要求一一照办——将科学发掘之事公告全县,特别是小屯村及其附近,村村都张贴布告,令尽人皆知;从县人民自卫团派一名军官率领十名士兵,随同考古队前往小屯,并驻扎村里,保护发掘人员、看守发掘现场;从县政府特派专门委员协助,并派两名警察跟随维护治安。

9年的殷墟考古成果卓著,晚商宫殿、作坊、陵墓、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共同坐实了文献所载的晚商确实存在。不仅如此,殷墟还成为了“考古”这一西方舶来的学科,在中国正式成熟的摇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在所长傅斯年的领导下,为殷墟考古倾尽全力,前后凡15季,直至1937年战争爆发;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夏鼐等名家,都先后于殷墟或主持或参与发掘,留下历史的背影。

 第一次殷墟发掘持续了18天,挖了40个坑,共发掘出有字龟甲555片、有字骨版229件、无字甲骨近两千片,还有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获颇丰。

民国二十四年春,殷墟第十一次发掘,星期日在冠带巷办公处后厅前所照。左起:尹焕章、夏鼐、石璋如、李光宇、王湘(石注:铜盔系西北冈西区1004号大墓出土,大刀系东区某砍头葬出土)

胡文怡:当时王国维和罗振玉等学者,实际上还是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目的,想着要证经补史,“二重证据法”的核心思想仍是以有字的出土遗物去补充文献古籍,同时亦有对抗古史辨派的目的存在。但王国维和罗振玉等学者的研究,无疑给予了傅斯年他们底气,让他们能够确定安阳就是商代王都的所在,应当有着丰富的遗迹遗物。

 与以往的书斋生涯相比,考古发掘十分艰苦。因小屯一带有匪患,他们不敢住村里,每天往返步行十余里,午饭是干馒头、凉开水,有时会让村民煮点儿稀饭,当时安阳风沙极大,往往一碗饭没喝完,已落上一层土。尽管如此,他们也是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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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作宾大感兴趣,上前观看,见不同深度挖出来的土色不同,于是大悟,谈好工钱,请农民第二天带着长铲来帮忙。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户人家院内有了大收获。这个编号为24的坑里,发现有字骨版15块,骨质坚实黝黑,字极清晰,再往下挖,出土兽骨兽牙等。董作宾十分兴奋,绘制《二十四坑之土层及其出土器物图》,最早注意到了甲骨与土层的关系及相关信息。

其实中国考古也没有排斥科学主义,而且我觉得科学主义与史学倾向是可以共存的。我发现现在有种倾向,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信古/疑古一定要非黑即白。某个时段可能会流行某个风潮,但不是说一个学科只能用一种方法,方法都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在一次采访中,我就表示,为什么现在中国考古不能对文献史学宽容一些?考古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融合地质学、生物学……为什么就要刻意跟文献史学划清界限呢?这个现象值得思考。

 万事开头难。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日,殷墟第三次发掘,雪后的大连坑,左前立者张蔚然,后排右一张东元

 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六个人,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考古发掘经验,甚至也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但在董作宾的带领下,见招拆招,尽管走了不少弯路,最终收获颇丰。其实,这时的中国考古学就是在摸索中进步,包括后来李济、梁思永主持的发掘,也经常“愉快着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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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开封后,他集中精力撰写发掘报告和《新获卜辞写本》,李济曾称赞这些论著“为我们在殷墟的继续发掘,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孙庆伟:其实史语所也调查过豫东等地的其他遗址。但是殷墟考古工作量太大了,当时中国能做考古的人又少,摊子一打开就不可能轻易结束了。而且这也和当时的国家形势有关,战争频繁。傅斯年1928年的构想是先沿着平汉铁路做工作,以后条件成熟了再沿着陇海线做到中亚,在几个关键点设几个工作站,肯定不止于殷墟考古。后来夏鼐也如法炮制。所以我觉得面对民国时代的学者,我们应该想,如果他们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能做成多少事情啊,奈何生不逢时,国家不行,否则一定更为轰轰烈烈。

 1928年3月13日,在洹水岸边挖了一天,却一无所获。董作宾不无丧气时,发现田间有农民在挖括蒌的根茎天花粉(一种中药材),他们拿着一种铲子,长七八寸宽四五寸,铲面与“洛阳铲”不同,把儿长一丈多。找到药材苗,即顺着苗茎慢慢向下挖,挖出一个小洞,将地下约一丈深处的根儿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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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挖坑”尽显“草根范儿”

殷墟第十三次发掘,YM40殷代车马坑,绘图者石璋如,该车马坑发掘者为高去寻

 随后,董作宾前往上海、南京,为发掘采购所需仪器,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与傅斯年面谈,请他出面,让“中国民国大学院”、“国立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等给河南省政府发公函,请求给予保护和协助。并请蔡元培先生致函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给他予以帮助。

挖啥呢:我们现在都说殷墟考古让中国考古在解放前实现了“成熟”,那么这个“成熟”具体是多高的水平呢?相较之前和之后?

 除这几位外,史语所考古组还招收了一些青年才俊,他们大多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最终也都成长为杰出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石璋如、尹达、胡厚宣等“殷墟考古十兄弟”。

挖啥呢:1928年之后,殷墟考古就成为了中国考古的主战场,史语所将其主要的资源都投入其中。这会不会也有些遗憾,史语所没有更多顾及其他呢?

 借“大龟四版”成为甲骨学宗师

挖啥呢:1949年后,殷墟考古新成果辈出,比如妇好墓、洹北商城,当然其背后的方法理论、组织模式也都相应有了变化。您觉得现在的殷墟考古还在传承当年史语所的精神遗产么?

 撤出小屯时,董作宾很担心发掘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引发新的盗掘狂潮,即致函省政府和安阳县政府,说明暂停发掘,请注意保护,严禁私人挖掘。又通过村长告知村民,偶然得到甲骨,不可卖给文物贩子,可通知安阳中学、彰德高中校长代为收购。

挖啥呢:其实夏鼐参与到殷墟考古,已经是1935年,比较晚了,他是怎么接下殷墟考古的衣钵的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6-21 9:11:54编辑过]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殷墟第十五次发掘 ,YM390兽坑清理情形

 李济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和人类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被傅斯年聘为考古组主任,长期负责安阳殷墟考古工作,在殷墟成长为世界级大学者,有人尊其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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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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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殷墟考古发掘现场。 翻拍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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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发掘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与十九世纪特洛伊古城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对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使一批中国人成为世界级学者。

胡文怡:而且傅斯年勉力安排了对城子崖的发掘,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他构建中国古代文化序列的重要一步。当然,发掘城子崖也和傅斯年是山东人有关,他有便利。总之,傅斯年已经在全力实现他脑中的构想了,只可惜当时条件还是达不到。考古不仅需要时间和金钱,更需要和平的盛世。李济最早去西阴村发掘,也是出于安全的考量。殷墟考古稍微安稳地发掘两个月,就能有如此丰硕的成果,这是靠驻军把守、打点好各级政府关系换来的。

 尽管困难重重,但董作宾已苦等数年,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机遇,他放下一切,将全部心智投入到这项事业。他“会办事”的特长充分展现,协调上下各方,终于在华夏文明的黄土层下,挖出中国科学考古第一铲。如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博士所说,此次发掘“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并且“为有组织地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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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他们落脚在洹上村彰德高级中学,有教育厅大员郭宝钧参与,学校热情款待,一切所需,都由学校借用。

民国十八年秋,殷墟第三次发掘,横十三丙北支坑,李济手持彩陶片

 那时河南聚众挖古物的事情层出不穷,省内外反响强烈,河南省政府专门发布条例,严厉禁止挖掘古物。当时科学发掘的意义不为人知,考古发掘甲骨也被人当做“挖宝”,不但当地人眼红,社会各界也疑窦丛生。此外,当时安阳匪患严重,没有河南地方政府配合,科学发掘根本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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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作宾最先摸索的,是“挖坑”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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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作宾争取,省政府的张锡晋、教育厅的郭宝钧又奉派随同协助。董作宾又邀约表弟王湘等两人,连同上海请来的测绘员李春昱,一行六人前往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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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伟:李济1930年就说了,要根据“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因为在他看来,光有《殷本纪》是不够的,那里面只有商王的世系,没有多少历史,要通过发掘建筑、墓葬、艺术品、人骨……来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商代。

 郭宝钧1922年毕业于北师大,与董作宾是私塾同学、莫逆之交。他协助董作宾进行殷墟第一次发掘后,爱上了这一行,曾在殷墟率先采用大面积翻的方法,研究遗址层位关系和平面分布情况。他后来成就粲然,成为著名考古学家。

民国二十三年春,殷墟第九次发掘,侯家庄南地,夯土台及础石,左一尹焕章,右上树下着深色衣者祁延霈

 董作宾接着布置,他说好工钱,请村长代招工人,并通知村民,无论挖掘到谁家地里,对受损的庄稼都会给予赔偿。他的最后一招,是租了村长家几间房子做临时办公场所,也作为自卫队的住房。

胡文怡:另外我从社会的角度考虑,如果傅斯年没有发掘殷墟,那么中国考古在1928-1937年根本发展不起来。在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于考古学都知之甚少,李济说“‘考古’呢,普通人总觉得是谁都可以办得到的”,还举了董作宾的例子。董作宾的朋友大多是知识分子,得知他要去发掘殷墟,却对他说,你自己去挖干什么,让别人帮你挖出来,你去买来再看不就行了。为使考古学的启蒙发生在中国,扭转普遍的错误认知,就需要直接而强有力地展现出考古学是干什么的,又有什么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非立竿见影、卓然显著、大家又能很快理解的考古成果不可,那就只能是殷墟了。商代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历史时期,而殷墟又是王都,甲骨文、青铜器及建筑基址等遗迹遗物都非常丰富,是直接可视的,是比较容易与历史文献对应的,是能很快达到一定的复原商代社会生活情况的目的,如此,便能简明易懂、印象深刻地使大家明白考古学的学科内容与重大作用。当时殷墟的发掘是很受瞩目的,有很多报纸媒体在跟进,那么当时如果没有这些生动、可视又丰硕的考古成果去打动社会各阶层,考古学的启蒙和发端在中国就会非常困难,步履维艰,政府、军队也就不会那么轻易地与傅斯年合作了。

  从1928年到1937年,李济、董作宾等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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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董作宾的做法看,他是“上盘、中盘、下盘”齐动手,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力促考古发掘顺利进行。他先前往开封,请幼年私塾同学郭宝钧相助。郭此时是省教育厅秘书,人脉很熟,经他引荐,董作宾拜访了河南建设厅长张钫、教育厅长查良钊,向他们说明殷墟发掘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赢得了这两位河南重量级人物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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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让董作宾主持第一次殷墟发掘,也真是慧眼识人。如果换个大牌的“海龟”,如李济、梁思永等,很多细节未必处理妥当,这第一铲很可能不会顺顺当当。李济自己也认为,董作宾所做的工作,“为有组织地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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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阳调查期间,董作宾就感觉到,将来的考古发掘要面对种种障碍。当地人视地下甲骨为己有,前来发掘无异于“虎口夺食”;河南省专门发布条例,严禁发掘古物,这法令杜绝不了盗掘,但公开的考古发掘却可能“撞到枪口上”;安阳匪患丛生,考古工作和人员的安全,均需得到有效保证。

孙庆伟: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吧。学理上,考古学在当时就是不被理解的新学科。另一方面,当然也有史语所和地方研究机构的利益纠纷。后来史语所和山东、河南分别成立“古迹研究会”一类的合作机构,地方力量也得以加入,这个事就可以做了,所以说到底是文化资源不想被史语所独占,这也可以理解吧。

 在县里安置妥帖,董作宾又来村里安置。一行人在警察、士兵的护卫下,到小屯村村长张学献家开会,董作宾先介绍科学发掘的意义,然后,省、县官员宣读两级政府公告。情绪有些骚动的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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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曾有一个“君子协定”:发掘所得甲骨文,由董作宾研究;其他所有器物,由李济研究。15次发掘共获2万多片有字甲骨,其中不乏“大龟四版”、“大龟七版”等珍品。这些通过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并绝对排除了伪片。借助这些珍贵的资料,董作宾写出《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历谱》等名作,成长为一代甲骨学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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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至五月八日,殷墟第十五次发掘 ,C167、168、169、170等探坑工作情形

挖啥呢:我常想象李济到了台湾之后的心情,别人可能是“河山只在我梦里”,他就是“殷墟只在我梦里”了。

抚古观今,锵锵三人行。微信公众号“挖啥呢”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院长、胡文怡博士生,重温历史细节,品评学科历程,共话殷墟考古九十华诞。(本文原题《孙庆伟、胡文怡:中国考古正式诞生90年——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此文。图片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资料数位典藏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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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第一次发掘,工人何国栋、董四元在第15坑之发掘

挖啥呢: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为什么选择了殷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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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怡:董作宾还是有一点科学发掘的意识的,例如他关注遗物的出土地域、地层的研究及“以同出土之器物,互相参证”等,所以殷墟考古在他主持的时期就已经进行了分区发掘。但他毕竟是中国传统学者出身,没有受过科学的考古训练,仍然有所局限。而李济几乎是当时国内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懂一些西方考古学的科学理念及方法的人,但他学的是人类学,所以对于考古学也并不是完全懂。

民国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殷墟第三次发掘,学生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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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第四次发掘,郭宝钧审视夯土与非夯土层次

中国考古是幸运的,开始就有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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